司機大叔

一位市民依照市府發出的稅單如數繳納房屋稅，誰知政府適用了錯誤的稅率超額課稅，數字不大，但是一錯就連錯十五年。一個問題來了：政府該不該退還多繳的稅款？
市政府說，依照稅法規定，只能退五年的溢繳額，市民請求另外十年退款的權利，因為時效已過而消滅。不服氣的市民問：「我如果不能要，政府明知道多課了十年的稅款，該不該主動還給我？」政府的回答是，還不還給你，是我的權力，不還你也不能要！市民提起訴願，引用一位稅法名教授的著作說政府在此情形應該還錢，這位稅法教授恰巧就是訴願委員會委員之一。訴願結果卻與教授書中見解不同：政府有理，財政部說不必還就不必還，市民沒有資格要！

市民還是不服氣，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法院評理，希望法院依照職權告訴政府：你是政府，不該如此傲慢，應該主動把多課的稅款還給人家。法院裡的法官做出了裁判：政府有理，時效過了，市民沒有資格要，因為最高行政法院也曾判決，時效過了，政府說不必還就不必還，明知違法也不必還；法律並不要求政府必須還錢，政府愛還不還，法院不過問！

然而，這是法治國家裡政府該有的態度嗎？是法院該有的態度嗎？這樣的判決，如果就是台灣法學教育中普遍教導的公平正義標準，公平正義究竟是什麼？條文滿滿的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，竟然找不到條文要求政府還錢？其結果，就是傲慢的財政部，用函釋告訴市政府：不還，不許還，說不還就不還！行政程序法有一條說政府如果願意還就可以還，條文寫的漂亮，政府可以用來驕傲地告訴人民這是一部美好的法典；實際的情況則是，財政部不許下級政府還錢，政府從來沒有主動還過，法官也不用這一條要政府還錢。法律條文更像是立法院寫來供做觀賞的擺設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裡，毫不發揮作用，而政府官員、法學教授、還有法院法官，若都安之若素，視為理所當然，於心毫無愧怍，難道就是台灣所應追求的法治正義？

這個案子，足以見微知著。法院的法官與政府的官員，有沒有想過：時效制度該是蒙住一切公平正義眼睛的絕對真理嗎？時效制度，無非是不要保障在權利上睡覺的人，也就是認為錯過時效的人自己疏忽，所以不值得保護。但是，在權利上睡覺的人民有錯，錯誤會大過政府違法發錯稅單的過犯嗎？明知自己違法的政府，拿著時效當理由，說什麼也不肯主動將逾時部分的溢收稅款退還，態度不該檢討嗎？還是骨子裡是為了避免退還稅款的行政麻煩呢？

同理，法院不該自居市民的位置設想，用同理心從事司法審查嗎？違法的政府，不計時效已過，把明知不該收取的稅款還給按照稅單納稅的市民，不是法律與法官應該追求的公平正義嗎？現在，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，政府鐵面無私，法院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；證明了行政法院被呼為「駁回法院」不是無因；可能也證明了法官是官、官官相護的普遍社會認知。至於這樣同時也正在埋葬「司法為民」的崇高司法改革理想，埋葬了憲法要求政府守法、尊重人民權益的基本要求，又有誰在計較？

要不回稅款的小市民，其實是位知名的律師，本案中他動員了許多律師、會計師絞盡腦汁、遍引法條、引經據典，卻被政府與法院教訓什麼才該是真實世界的公平正義─一種與社會常識相反的公平正義，現在他只能自嘲「法律白學了」。專業律師遭遇如此，一般人還有機會嗎？其實類似的案例所在多有，律師不該享受特權，卻是一個受害人的範例。消息見報，立法委員已有修法改善的提議，可是，難道不修法就不該還嗎？

台灣在解嚴之前之後，經歷了很長一段歲月，不知法治與社會正義為何物。好不容易有了政黨輪替，換上一位要以「人權立國」的律師總統，也出了一位號召「司法為民」從事司法改革的司法院院長，又好不容易二次政黨輪替，再換上一位篤信法治的法律人總統，也換了一位司法院院長。而政府人員，從中央的財政部到地方的市政府，從行政部門到行政法院的法官，卻依然故我，官話連連地告訴一位律師小市民，多繳的稅白繳了，政府絕不主動返還，人民也無可奈何。

如此只問形式邏輯，匠氣僚氣十足，法治正義豈有容身之地？政府追討人民欠稅的嚴峻，與不肯退還人民稅款的輕蔑，對比那麼強烈，又那麼地相似。個別人士稅款的損失微不足道，有無能夠實現社會正義的法治態度，則是台灣必須計較的價值。